欧洲杯直播威风凛凛的龙原来最早是神仙们的“豪车”

　　从古时开始，龙就是皇家的象征，到了现代，龙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代表着一种“同根同族”的文化认同。然而，龙的意义其实经过了漫长的变迁，在最开始的神话故事中，龙只是神仙的坐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类似于豪车一样的存在。

　　关于龙，学者施爱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中国龙”的概念是被发明出来的，是中国遇到西方文化后，反过来自我审视与思考而产生的结果。所以龙的意义的变迁，也从侧面反映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

　　本文摘编自《中国龙的发明》，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中华民族都是“龙的传人”，这一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中央电视台自有“春节联欢晚会”以来，几乎每一个龙年，主持人都会毫无悬念地说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这样的闪光金句，巨龙也会毫无悬念地翻腾在晚会舞台上，歌手也会毫无悬念地高歌《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可是我们要知道，龙虽然是古老的，但是“古老东方”这个概念恰恰是现代的，甚至“民族国家”“图腾”之类，都不是源自中国本土的概念，而是西方视角的文化概念。将龙视作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在龙前冠以“中国”二字，也是很晚近的事。龙，从来就不与普罗大众一个阶级。

　　自有龙史以来，虽然龙观念一直变动不居，但龙纹始终是庙堂身份的标志。皇帝称真龙天子，帝王世家称龙族，能使用龙纹是尊贵身份的象征。元代更是从制度上确立了龙与帝王世系的排他关系。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 年），刑部议定，除了官办缎匹外，民间不许织造有日、月、龙、凤图案的布匹，“如有违犯之人，所在官司究治施行”（《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明清两代相沿成习，严厉禁止下官百姓僭用龙纹。17世纪的俄国使臣尼古拉也说：“皇族以外，任何人都不敢使用黄色和五爪飞龙，如发现有谁使用，即处以极刑。”（《中国漫记》）

　　中国龙——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龙，或者泛指所有中国人的龙，对于 20 世纪之前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种悖礼的僭越概念不可能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用龙来作为整个国家的象征符号，只有在需要区分国别的语境当中，才能体现其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中国龙这个概念只有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当中，才有可能被生产出来。

　　由帝王龙向中国龙的转换，其实是龙的阶级属性向国族属性的转换。闻一多说：“数千年来我们自称为‘华夏’，历代帝王都说是龙的化身，而以龙为其符应，他们的旗章，宫室，舆服，器用，一切都刻画着龙文。总之，龙是我们立国的象征。直到民国成立，随着帝制的消亡，这观念才被放弃。然而说放弃，实地里并未放弃。正如政体是民主代替了君主，从前作为帝王象征的龙，现在变为每个中国人的象征了。”（《伏羲考》）

　　这段话只用了寥寥一百余字，就完成了龙在“民族象征——帝王象征——国家象征——每个中国人的象征”四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令人不得不感叹其诗性语言的巨大魅力。可是，闻一多并未阐述这些转换的具体因由。现在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是，中国龙是在何时、由何人、如何生产出来的，龙又是如何从帝王专属过渡到全民共享的。

　　早在 16 世纪之前，就有一些欧洲传教士和冒险家来到中国， 他们虽然没有见到真龙，但总有机会见到龙纹。因为这是一种纯粹想象的纹章，他们很难在欧洲文化中找到一种对应物，所以取其形似，一般写作“蛇”。

　　而且他们从一开始接触龙纹就被清楚地告知，这是“皇帝的纹章”（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这些被视作“蛇形”的龙纹图样，至迟在 16 世纪就已经传入欧洲，而且常常被人们当作珍贵的礼品奉献给教堂以作装饰之用。

　　最早将中国人的龙观念介绍给欧洲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年）。这些介绍集中体现于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 年） 整理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1615 年）。

　　利玛窦在手稿中一般将龙写作Dragoni，有时写作 Dragone。1616 年， 金尼阁的侄子小金尼阁将此书译成法文时，一律将龙译作 Dragon，这大概是中国“龙”与西方“Dragon”的第一次完整对译。

　　利玛窦之后，接踵而来的欧洲传教士全都自觉地将龙译作Dragon。作为旁观者，他们对于中国人的龙崇拜有着比中国士大夫清醒得多的认识，中国人常常为了龙的真假问题与他们展开辩论。中国人普遍认为龙是天上实有之神物，欧洲人则普遍持否定态度。

　　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 年）在《中国图说》中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的服装以龙凤和许多贵重的珍珠宝石作为装饰品，这种着装的方式旨在引起他的臣民的敬畏感。”这话说得直白点，可以直接译成“龙凤是中国皇帝用来吓唬老百姓的装饰图案”。

　　明末清初的西人著述，总是会辟出大量篇幅介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民间迷信，但这些介绍中很少涉及龙的迷信，偶尔涉及，也多与风水信仰相关。也许是出于语言交流的障碍，他们对龙文化的介绍往往着重于龙纹，而不是龙传说。

　　在涉及龙性质的问题上，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向中国皇帝，用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 es，1609—1677 年） 的话来说：“中国皇帝的标记是龙，有五个爪，所以他的衣服及家具，无论用绘画还是刺绣，都必须用龙作装饰。所以，当你说龙眼，龙的眼睛，或龙衣，龙的衣裳，中国人都明白你说的是皇帝的眼睛和皇帝的服装，由此类推。”（《中国新史》）龙作为“中国皇权的象征”这一观点，几乎是明末清初所有来华传教士笔下的共识。

　　虽然这些传教士都是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有时也对这条龙小加揶揄，但他们都客观地报道了龙在中国的地位以及龙纹的使用状况，并未刻意将龙丑化为海怪或妖魔，相反，这些传教士笔下的龙纹总是与皇家气派相伴出现。这样的介绍让那些本来就醉心于东方神秘文化的浪漫贵族心驰神往，中国皇帝御用的龙凤纹章大受青睐。

　　17世纪，“巴黎、都尔及里昂的制造商，欲迎合国人的嗜好，仿制中国的以龙为图案的丝织衣料，有些仿制品是极其精致的”（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8 世纪的欧洲贵族阶层，更是掀起了一股“龙旋风”，一些高端贵族甚至模仿中国园林风格建造“龙居”“龙泉”一类的私家园林，过足了中国皇帝瘾。

　　欧洲本土龙多是海怪之类的恶魔，而来自中国的龙却是皇帝的纹章，两种略微形似的动物共用了一个名字叫 Dragon。为了区别此龙与彼龙，欧洲人往往在 Dragon 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China 或者 Chinese，这大概是“中国龙”的最早源头。

　　讨论龙文化，最直接的思路是，首先辨析龙是什么，其次讨论龙源于何时、基于何物。大多数龙文化论著，也确实是从这个角度入手来进入写作的。可是，无论有多少种关于龙的定义，也无论有多少种龙起源论，都只能是盲人摸象，这根本就是一些永远不可能有正确答案的伪问题。要追溯龙的起源及其本义，和抓住一条龙一样困难。

　　无论龙这个概念是由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而创立的，几乎在这个概念被第二个人使用的同时，龙的意义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当时发生了变化，而且一直在变化，直到今天依然在变化着。

　　上古之龙最初也许是一个专用名词，但是，早在先秦就已经被当作代词和形容词广泛使用了。许多龙学家在讨论龙的起源时，往往忽略其代词和形容词特征，一律把它当成名词来讨论，因此，许多被形容或指代的对象也就被视作了龙本身。

　　比如《周礼》称“马八尺以上为龙”，意思是八尺以上的马被视作像龙一样神骏。可是，许多论者却据此认为：龙就是八尺以上的马，马就是龙的原型。这种逻辑有点可笑。有人将山东日照比作“东方夏威夷”，如果据此认为日照就是夏威夷的原型，那就有点滥原型论了。就算八尺以上的马真能成龙，那也不能说马是龙的原型，因为白马是马，但马不是白马。

　　龙的概念从其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正因为谁也不知道如何定义龙，所以，任何条状动物，都可能被视作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中国文化史上一切兽头条形的工艺或生活用品，只要原物上没有明确标示名称，全都可能被释作龙。

　　张光直先生就曾揶揄道：“龙的形象如此易变而多样，金石学家对这个名称的使用也就带有很大的弹性：凡与真实动物对不上，又不能用其他神兽（如饕餮、肥遗和夔等）名称来称呼的动物，便是龙了。”（《美术、神话与祭祀》）

　　早在甲骨文、金文时代，龙字的用法就已经非常多样。我们从上古有关龙的叙述和图像中似乎只能看出两点比较稳定的意思：一是很有威力的神性动物；二是蜿蜒条状动物。正因如此，大自然中的条状物，大凡蛇、蟒、鱼、鲵、虫、蜥蜴、鳄，甚至虎、猪，以及非生物的星座、闪电、彩虹、山脉等，全都被不同学者分别解释成了龙的原型。

　　我们从《山海经》可以看到，古人喜欢借用“龙形”来说明其他怪物的形状：“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南山经》），“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南次二经》），“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南次三经》），“其神状皆人身龙首”（《东山经》）。这些怪物都不是龙，只是身体的某些部位有点像龙。

　　对于那些难以理喻的事物，我们往往需要借助共同知识，也即公众熟知的事物来进行类比，加以说明，于是，人们所共知的古怪龙头及其蜿蜒的鳞甲身躯，往往被借用来形容其他怪物。这些怪物若是被画在没有文字说明的器物上，一律会被现代龙学家们释作龙，并据此证明龙的崇高地位。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甘肃西坪出土的“鲵鱼纹”彩陶瓶，几乎被所有的龙学家释为早期的龙纹彩陶。

　　可是，《海外西经》上清清楚楚地写明在穷山之际、女子国北，有一个“轩辕之国”，该国国民最显著的特征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然而据笔者所见，仅马昌仪将此图正确地释为“轩辕国人”（《古本山海经图说》）。

　　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的文化特征时，会预设一种叫作“中国文化”的文化形态均质分布在中华大地上。事实上，不仅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群对于龙的理解不一样，甚至每一个人所想象和理解的龙都与别人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场合所论及的龙也不是同一性质的龙。

　　所以说，上古之龙，并不是特定动物的专有名词，而是所有不知名的条状神秘动物的集合名词。既然是一个集合名词，我们要具体讨论其功能特征也就非常困难。尽管许多龙学家对于龙的起源做过精细考释，可是由于上古龙形象本身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几乎所有的考释都只能是盲人摸象。

　　出土的汉代及先秦文物中频繁出现各种龙纹，可是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些龙纹几乎全是装饰意义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尽管龙纹反复出现于各种祭祀用的金石器皿中，但总是作为辅助形象而出现。龙纹一般处在画面下部或边侧位，或是作为一种程式性装饰图案，少有居于主位的。也就是说，“它们都不会是被祭祀的对象，祭祀对象应该是更高的神”。

　　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蟠龙方壶。虽然壶身和壶底各有两条龙，但一眼就能看出龙只在其中起装饰作用，而非崇拜对象。现藏台北历史博物馆

　　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蟠龙方壶。虽然壶身和壶底各有两条龙，但一眼就能看出龙只在其中起装饰作用，而非崇拜对象。现藏台北历史博物馆

　　这一点也可从《左传》中得到证明，比如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洧渊，国人请为禜祭，当即遭到子产拒绝，其理由是：“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春秋左传正义》）检索《史记》，几乎找不到有祭龙的记载。龙之所以为神物，是因为龙与神同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博士为秦始皇占梦时提道：“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可见大鱼和蛟龙都只是水神的征候，而非神本身。

　　龙在上古祭祀仪式中主要是作为沟通天地的媒介、人神交通的使者或助手而出现的。韩非子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大概也是龙最基本的巫术功能。传说中的部落首领，都是能够自由往返于天地之间的大巫师，沟通天、地、人是他们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此，占有沟通天地的各种工具，“包括对古代仪式的用品、美术品、礼器等的独占，是获得和占取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财富与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这就像当今政府规定什么级别的官员能够使用什么品牌的轿车一样，对特定品牌轿车的占用，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

　　龙就是古代王侯的红旗轿车，所以太史公一针见血地指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史记·平准书》）说白了，龙就是天上的马。既然龙与马同类，当然可以交配接种：“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魏书·吐谷浑传》）

　　上古帝王和神巫多以龙为驾。孔子告诉宰我：黄帝“乘龙扆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大戴礼记·五帝德》）。屈原《九歌》11首，提及驾龙者多达6首。《史记·赵世家》也记载赵孝成王四年：“王梦衣偏裻之衣，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可知龙是神人遨游天地最普通的交通工具。

　　《山海经》提及的龙很少有独立神格，常常只是作为神的坐骑而出现：“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西经》）“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大荒西经》）上古神巫不仅乘龙，而且动辄乘两龙，这大概有点像现在的某些老板，喜欢四轮驱动越野车，马力足，跑得快。

　　最离谱的是，《海外东经》说：“东方勾芒，鸟身人面，乘两龙。”这位勾芒，明明自己鸟身，有翅，却还要“乘两龙”，这不摆明是波音飞机压迫宝马汽车吗？

　　自汉以降，乘龙的仙人多得难以胜数，据葛洪《抱朴子内篇》介绍：“凡乘跷道有三法：一曰龙跷，二曰虎跷，三曰鹿卢跷。”三种交通工具中，龙跷位列第一，“或存念作五蛇六龙三牛交罡而乘之，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乘龙的条件并不高，只要服用黄帝九鼎神丹，就能“与天地相毕，乘云驾龙，上下太清”。

　　《汉武帝内传》描写西王母带着豪华车队来会汉武帝时：“群仙数万……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因为驾龙的神仙比较多，王母娘娘为了凸显其座驾的超级豪华，还得挑选一些长相漂亮的“九色斑龙”。葛洪《抱朴子内篇》说到老子的导师元君的座驾，配置更是奢华：“骖驾九龙十二白虎。”九和十二都是至尊数字，这大概是神仙座驾中的顶级配置了。

　　据太史公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史记·封禅书》）乘龙即升天，升天即远离人世，黄帝升天了，众人只能抱其弓而哭。后来人们就用龙髯、龙驭宾天、龙驭上宾等乘龙升天的意象比喻王侯之死。负载死者的灵魂升天是龙的另一项重要职能。如清太宗驾崩时，清世祖制曰：“本年某月日，龙驭上宾，中外臣民，罔弗哀悼。”（《清史稿·礼志》）许多人以为龙驭宾天之龙即帝王本尊，其实不是，龙只是帝王坐骑，借用指代死者。

　　对权威的崇尚和学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长安语曰：城中好高结，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资治通鉴·肃宗孝章皇帝》）帝王神仙好骑龙，引得民间风行骑龙升天。在出土的汉墓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帛画中，常常出现墓主人乘龙或者由龙引导升天的场景。

　　唐宋道教经书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现象的理论依据，也即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所说：“可以驿传信命，通达玄灵者，其惟龙乎！”龙是背负亡魂飞升的天地使者。道教超度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引魂升天：“次第引魂上登流火之庭，运化无限火龙，此乃龙负长庚瓶，各载婴儿上升。”（王契真《上清灵宝》）长庚瓶即魂瓶，婴儿即受炼新生的亡魂。明代《正统道藏》中，关于龙负载神仙和灵魂升天的文字比比皆是，仅“龙负长庚瓶”一词，就出现 12 次。

　　就像火车是地面运输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一样，龙是沟通天地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为此天庭还成立了专司部门，设置了“金龙茭龙驿吏”“玉龙飞龙驿吏”等专司龙运工作的管理人员。超度法事要先迎请这些驿吏，才能及时将死者灵魂托付龙运，负引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