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内陆加工贸易模式的重组与突破欧洲杯直播

　　加工贸易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我国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2000年以前，改革开放起步的年代，加工贸易主要集中于沿海，广袤的内陆地区的加工贸易基本上是空白，难以享受到加工贸易所带来的好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发展加工贸易，把劳动力优势与国际化的市场、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相结合，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我国加工贸易的地区分布却极不均衡。广东、江苏和上海3省市占到了总量的大头，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较低。

　　2000年以来，社会各界都呼吁加工贸易向内陆地区转移，内陆地区也竞相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但总体上收效甚微。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物流成本过高和没有保税区的问题，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内陆地区要发展加工贸易，就必须着眼于降低物流成本、实现保税通关便利化，并着力转变加工贸易的发展方式，把“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模式转变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探索出一条内陆加工贸易发展的新路径。

　　2005年，重庆的GDP为3069.1亿元，工业总产值3508亿元，进出口贸易42.93亿美元，外资投资到位数5.16亿美元，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不到10%。

　　作为西部内陆城市，重庆与沿海城市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开放不足。在推进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缺少与之配套相称的口岸高地；二是缺少大进大出的产业高地。

　　重庆的工业存量毕竟规模不大，外向度低，仅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或寄望于产业逐步的梯度转移，实现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的过程一定是漫长的。只有把重庆工业置于国际产业大重组、大转移的大背景下来思考，通过超常规做增量、调结构，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2008年7月，我在重庆工业半年工作会上提出，要抓住全球电子产业大发展的机遇，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在重庆发展壮大，力争到2015年，电子信息产业成为重庆第一支柱产业。

　　当时，汽车摩托车行业的老板窃窃私语，甚至有些愤愤不平：重庆汽车摩托车产业干到现在这个规模已经是电子产业的10倍之多，电子产业怎么可能用七八年就超过汽摩产业？政府的同事、媒体，甚至市经信委的大多数人以为这是痴人说梦。

　　首先，从全国看，尽管汽车产业历来是工业产业的支柱，但电子产业的营业收入早在2000年就超越了汽车产业，2006年我国电子产业内外销收入达到了11万亿元，已是3万亿元汽车产业销售值的3.5倍。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全球也是如此。其次，从重庆看，重庆的工业产业结构与全国相反，2008年重庆汽车产业收入为1000多亿元，电子产业收入只有汽车产业的1/5，有200多亿元。

　　因此，重庆在进一步做强做大汽车产业的同时，应当着力发展电子产业，补上这方面的短板，这成为调整产业结构的战略措施。基于此，我们将发展电子产业作为重庆工业崛起重中之重的战略。但是，电子产业的品种门类很多，应该将哪个方面作为战略突破口呢？

　　2008年春，我们到沿海地区“取经”，发现大量工厂停工。这是危机到来的征兆。同时，我们发现，在国内外加工厂纷纷停工的情况下，笔记本电脑的产量却逆势上扬，年增长率在20%以上。短短3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由当时的1亿多台增长到2亿多台。这种情形是不是偶然的？我马上组织人员进行研究，原来这是电脑技术发展和三网融合、三屏融合、电脑手机化趋势在产业上的反映。

　　笔记本电脑生产采取的是加工贸易模式，地处内陆的重庆能不能做呢？我决定去碰一碰，于是把目标锁定在惠普，因为惠普是世界电脑行业中的领导者，此前已与我们合作在重庆建立了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五个软件开发和服务贸易项目。当时，惠普落户在西永微电园，尽管那里还只是一片工地，但毗邻重庆大学城，能让惠普联想到斯坦福大学旁边的硅谷，从而刺激其下定投资的决心。

　　2008年5月12日，我带了一个工作小组到美国与惠普洽谈。刚到洛杉矶，半夜两点半左右就接到电话，说重庆地震了。我立马核实，但重庆的电话全都打不通，在忐忑不安中上网查询才发现是汶川发生了地震，重庆基本无恙。我马上联想到明天洽谈时怎么应对，于是连夜花了1个小时准备中国地震的相关资料和图表。

　　果然，第二天与惠普的董事长、CEO（首席执行官）一见面，他们就提到地震，担心重庆是否经常发生地震，会影响电子产业的发展。我说：“隔壁邻居的地震令人非常悲痛，震源离重庆并不远，但两个地方分属于两个地质板块。过去1000多年，根据有记载的历史资料，重庆没有发生过5级以上的地震。”我还用详细的数据和资料告诉他们，在地质学上重庆发生强震的可能性不大，这打消了他们对布局大项目集群的顾虑。

　　我问他们：“未来3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将翻番，你们有什么打算？”同时告诉他们：“如果想要保住全球市场第一的位置，必须保持年产销4000万台左右，而要想保持这样的产能，并具有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应当把你们公司产能的50%75%，也就是2000万3000万台产能布局在重庆。”

　　惠普当即发问：“物流问题怎么解决？重庆到沿海2000公里的物流成本，抵消了煤电油运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所有优势。”

　　我给出的方案是，以“整机+零部件一体化，80%的零部件本地造”来解决进项物流问题。出项物流怎么解决呢？惠普40%的产品出口到欧洲。重庆地处中国的地理中心，通过铁路运输，比海运更快、更便宜。

　　惠普问，做不到怎么办？我说：“如果只给重庆400万台的订单，我们肯定做不到。如果给3000万台的订单，全球重要的零部件厂商就能集聚重庆，就能就地供应零部件，解决进项物流远距离运输的成本问题。要是3年内做不到，我们就补偿比沿海地区建厂多出的物流成本。”

　　一方面，是源自中央的支持。西部大开发是国家战略，中央把重庆定位为西部的重要增长极，只要符合国家战略和西部大开发大局的项目，中央是一定会支持的。另一方面，是基于经济和市场规律的分析。对电子行业，零部件只要做到2000万台以上，就能产生规模效应，产生相应的利润，就可以“发财”了。所以，只要有4000万5000万台的订单，何愁零部件厂商不蜂拥而至？

　　跨国公司的董事长、CEO、高管都具有开阔的眼光、精深的分析、严密的逻辑，只要论点合理、可行，就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论点说服了惠普的管理层，几个月后，重庆就与惠普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合作协议，跨国公司第一次把几千万台电脑制造基地的大单落到重庆这一中国的内陆地区。

　　一个地区要崛起一个产业，仅仅靠一个龙头企业，哪怕是惠普这样的世界级大企业也是不够的，还应当吸引一批能研发、生产、销售的同类产品、同类性质的国际品牌企业扎堆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有了这个考虑，我们马不停蹄地对全球笔记本电脑企业中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处于前10位的企业进行定向招商。有了惠普成功落户重庆的案例影响，这方面的系列招商总体顺利。

　　惠普落户重庆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宏碁、华硕、东芝、思科等一批世界著名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商，广达、富士康、英业达、仁宝、纬创、和硕等世界知名的代工企业，都与重庆签约，进而以惠普的3000万台订单为基础，按照“整机+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思路重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台式电脑从无到有、快速崛起。

　　到2011年，已经形成了“5+6+500”的产业集群，即惠普、宏碁、华硕、东芝、思科五大品牌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仁宝、和硕六大代工商和500个零部件商。这个产业集群体系，2011年就产出了2000多万台笔记本电脑。

　　2013年零部件企业进一步集聚，笔记本电脑相关的800多个零部件厂商落户重庆，线”的产业链集群，并连续10年保持6000多万台笔记本的出货量，使重庆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形成全球布局“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

　　照此做法，我们顺势推动打印机、手机等各类智能终端的发展，到2015年，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手机等各类智能终端产量达到4亿台件，发展势头稳中向好，令人十分高兴。

　　说到这里，再回想当初提出的那个目标，很多人认为难以实现。实际上，到2015年，得益于笔记本电脑的带动，形成了包括笔记本电脑6000多万台，手机2亿台，台式电脑、打印机、监视器各几千万台，以及集成电路、液晶面板、PCB线路板等各种核心零部件在内的1000多个零部件企业体系。重庆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超过了5000亿元，占全市工业的比重由过去的3.5%左右提高到20%左右，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支柱。

　　重庆作为西部内陆城市，何以推动内陆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并以此构建起万亿元级产值的电子信息产业体系？

　　关键在于对加工贸易中的代工厂功能、产业链的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以及内陆保税加工口岸三个方面有深度的认识；对代工龙头企业招商到位，对产业链布局配套到位，对保税区这一内陆开放平台实施到位。

　　在21世纪初，内陆地区对于加工贸易类企业的现状、地位和重要作用往往缺乏深刻的了解。误解大体上有两类：一是认为这类企业只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做一些低端的来料加工组装，技术含量不高；二是认为加工贸易类企业只有3%5%的利润率，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抱有这些想法，就说明既不了解业内领先厂商的实际水平，也不了解现代电子产业的发展现状。在这方面，至少应有三个认识。

　　首先，以现代智能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子信息产业链集群，形成了千亿美元级别代工外包的新特征。其次，现代电子信息产业代工外包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是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要求代工企业具备极强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最后，这类代工企业的背后是强大的全球供应链组织管理能力。这类复杂电子产品的组装代工厂，固然仍停留在“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三链的“链头”企业相比增加值较低，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这是企业运营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中体现。

　　正是因为具备极强的生产运营和供应链组织管理能力，代工龙头形成了响应需求迅速、工艺成熟、供应链高效集约、高度标准化、具有超级柔性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让全球消费者都能够享受到价低质优的电子产品。

　　我国台湾地区之所以能够在电子代工领域一骑绝尘，绝不是因为全球其他地区的企业嫌毛利率低而不愿意做，恰恰是因为组装代工有极高的技术门槛、资金门槛，而台商具有勤奋、聪慧等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质，将组装代工这一产业做到了极致，成为当之无愧的代工龙头。

　　2008年以后，重庆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机遇，结合内陆地区特点，以发展笔记本电脑产业为主要抓手，将在沿海地区以“水平分工”为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笔记本电脑生产方式（即原材料、零部件等配套和产品销售大部分来自海外，国内主要搞组装），变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生产方式（即原材料、零部件等配套和整机产品加工生产主要在国内，销售主要在国外），致力于通过“整机+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切实解决笔记本电脑加工的进项物流问题。

　　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惠普、宏碁、华硕等区域总部和研发分支机构纷纷入驻重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和硕、仁宝等代工巨头先后抢滩，带动一大批零部件研发、生产企业集聚，实现了80%以上的零部件本地制造，推动集研发设计、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物流销售、贸易结算“五位一体”的内陆加工贸易基地的加快构建，形成了全球最大的智能终端产业集群。

　　一是降低了物流成本。零部件实现本地配套，节省了2000多公里的物流运费。

　　二是归集了零部件、配件的生产利润。一般而言，一台5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其财务构成大致为品牌研发、售后管理75美元，零部件、原材料250美元，物流成本100美元，OEM（原厂委托制造）总装大概只有75美元。在整机组装和零部件制造中，利润更多地体现在零部件企业中。

　　比如，组装一台500美元的电脑，企业的利润约3%，只得15美元；而制造一个高档电脑的机壳，可以卖40美元，企业的利润约40%，能得16美元。重庆的电子制造业致力于“整机+零部件”一起做，就把80%左右的零部件、配件制造的生产利润留在了重庆。

　　三是抢占了产业链的结算环节。我们把惠普、广达等结算中心留在重庆，形成了每年近千亿美元的离岸金融结算量，带来了一定量的银行结算收益和政府税收。以上三条，是重庆电子产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的重要原因。

　　笔记本电脑产业的发展，带来进出口物资的大进大出，必须有保税区提供便利。2005年以前，我国一共批准设立了27个保税区，但全部都在沿海地区。沿海保税区的大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部分保税区是铁丝网围了一片地，里面却门可罗雀，一般房地产商进不去，真正能干的却不知道怎么干，因此就出现一部分保税区空置着的现象。当时，国务院有个会议纪要，就是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暂停保税区、各种监管区的审批。

　　2009年，随着几千万台笔记本电脑项目的布局，重庆迫切需要一个保税区。所以，我们把重庆的情况跟国务院分管领导和商务部做了汇报。

　　国务院领导明确批示，既然重庆已经招了商，来了个“凤凰”，有了“凤凰”就需要“筑个巢”，需要一个开放平台，这应该支持。过去十几年，沿海保税区的招商方法是筑巢引凤，先批准建立保税区，再搞招商引资。而内陆的保税区可以按照“引凤筑巢”的模式来推进，重庆既然已经引来了跨国公司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这个大凤凰，就可以批准建立相应的保税区。

　　海关总署、发改委、商务部等十几个相关部委都给予大力支持，仅仅3个月的时间，到2010年春节，国务院就出了文件，一下子就批给重庆两个保税区。其中，两路寸滩保税港区成为国内唯一的内陆保税港区和全国首个水港加空港“一区双核”的保税港区，规划面积8.37平方公里，分两期于2010年5月和2011年12月通过正式验收。西永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10.3平方公里，2010年12月1日正式封关运行。

　　通关模式的创新，使货物通关效率和安全性大大提高。周边地区进出口货物也纷纷通过重庆海关查验出境，重庆的国际物流聚散功能不断增强，内陆开放高地效应初步显现。保税区还引领了内陆开放的制度创新，保税区内委内加工、选择性征税、离岸金融结算、跨境电子商务、汽车整车进口的平行贸易、保税消费品展示销售等都是有益的尝试。

　　继重庆之后，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陕西等内陆兄弟省份也快速跟进设立保税区，一个内陆开放的新时代启幕了。由于有了先发优势，2014年，重庆的两个保税区的进出口总量，几乎是内陆地区其他十几个保税区的总和。2015年8月，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现场会在渝召开，对重庆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物流周期长、效率低、成本高，是内陆地区发展大进大出产业的致命短板。过去，内陆出口都要先运到沿海，再通过海运绕道销往欧美，走了不少弯路，既增加了物流成本，也拉长了物流运输时间。

　　2009年，重庆引进笔记本电脑产业时有个承诺，那就是对于巨量整机产品的出口，相比沿海地区多出的出项物流成本要给予补贴。如果重庆不能把比沿海地区多出的2000公里的出项物流成本降下来，就要补助很大一笔钱。怎么办？当时，惠普的产品40%左右要销往欧洲市场。重庆往欧洲，除了运到沿海地区再走海运，还有没有更便捷的通道呢？

　　我们发现，其实亚欧大陆桥“南线”，即从新疆阿拉山口出境，进入哈萨克斯坦，经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后到达西欧的铁路1990年就已贯通，但受制于国别之间运营体制机制差异以及市场障碍等因素未能真正开通营运。

　　笔记本电脑产业大规模出口欧洲的市场需求，推动我们萌生了打通这一通道的念头，倒逼产生了渝新欧铁路的概念。对于这个问题，重庆和国家海关、铁路等有关部门开展讨论，这条铁路几十年前就有了，为什么之前不能把它当作货运线路呢？

　　问题的关键是，欧亚大陆桥的要害不在于硬件而在于软件。铁路早已有之，只是跨国运行条件不到位，关键在于各国海关、各国铁路的协调，以及运输体系、物流公司之间的协调，是一个跨国的组织化工作。

　　现实中的中欧铁路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没有实现通关一体化。二是没有统一的班列。三是没有解决运输途中的安全保障。自2010年以来，连续3年，海关总署、铁路总公司（原铁道部）、口岸办等有关部门会同并组织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波兰、德国等渝新欧沿线国家的铁路、海关部门，协调解决了上述问题。

　　渝新欧途经6个国家，6个国家组建了一个共同的物流公司，叫渝新欧物流公司，总部设在重庆，负责渝新欧跨国运输中的装卸货、沿线物流供货。渝新欧起点是重庆，终点是德国杜伊斯堡，中间有120个车站，6国协定只停12个车站，定站点、定线路、定车次、定时间、定价格。

　　2014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下，重庆和中铁公司协商，渝新欧只要每年开行100列以上，就实行国内段0.6美元/箱公里的运价，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件事有极强的战略意义，0.6美元/箱公里意味着渝新欧全程1.1万多公里的运费大约就是6600美元，这是一个和海运竞争的价格平衡点。

　　大体上海运一个集装箱3000美元，从重庆到沿海2000多公里还要加2000美元运费，加起来就是5000美元。一个集装箱如果装了200万元人民币的货物，走海运比走渝新欧要慢差不多一个月，200万元人民币的资本利息差不多是2000美元，所以走海运实际上是7000美元，渝新欧6600美元是有运价比较优势和时间优势的。

　　总体上看，0.6美元/箱公里是海运、铁路运输成本市场化运作的基础，是渝新欧的生命线，到这一步就不需要任何的政府补贴，渝新欧已具有纯市场化机制的价格优势。总之，2014年将渝新欧运输价格定为0.6美元/箱公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

　　渝新欧对中欧其他线路，包括现在延伸到的郑新欧、蓉新欧、西新欧，都有同等效果。因为有了渝新欧，2013年12月，国家口岸办正式批准重庆团结村中心站成为一类口岸，同时成为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在中国的推动下，欧洲地区铁路部门、俄罗斯铁路部门也都开始提速，渝新欧理论上的全程时间已经从16天缩短至12天，这是效益的极大提升。2017年更是进一步实现了每天2班驶往欧洲、每天1班从欧洲来货的常态化运行。如今，渝新欧成为欧亚大陆桥的主通道，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出口“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格局。

　　实践证明，加工贸易不仅可以在内陆地区发展，而且能够成为内陆地区扩大开放、优化结构、加快发展的捷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创新加工贸易模式，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由此迎来了重要机遇期。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回头看加工贸易给重庆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电子产业本身，而且给重庆的城乡劳动力就业配置保障、工业产业转型升级、产业链集群、科技创新、金融清算以及整个工业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都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

　　内陆发展加工贸易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制造、装配环节，还应积极抢占研发、设计等高端领域，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

　　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中心。在加工贸易生产、供应、销售的全流程中，还有一个处于价值链高端的研究开发环节。加工贸易企业一般只做了“低端”的整机组装，投资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也很低，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研发环节基本控制在外国企业手中。

　　在重庆“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新模式下，全流程企业的集聚必然对新技术产生旺盛的需求，研发机构也需要跟进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的需求，及时解决技术来源问题，提高技术支撑的针对性、有效性。这就使加工贸易研发中心落户内陆成为可能。

　　一方面，研发机构的集聚落户使我国加工贸易从技术链的低端跃升到高端，较高利润和附加值也随之而来；另一方面，研发机构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助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重庆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的工作目标，就是在品牌商、代工商和零部件制造企业大量集聚的基础上，努力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凭借“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创造了世界加工贸易的奇迹，顺利实现了经济“起飞”，这是历史的一种必然。但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加工贸易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少，沿海和内陆地区都不宜发展。

　　其实不然，加工贸易并非价值链低端的代名词，而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的创新。它顺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合理分工的必然趋势，改变了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结算等“小而全”的传统模式，将整个产业链条分为若干环节，每个环节由全球最具优势的企业生产经营，从而提高了专业化程度，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而连接这些环节的是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贸易也应运而生。

　　尽管组装等制造环节处于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底部，但它是研发、结算、销售等高端环节的基础，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没有制造业的发展，也难有服务贸易的兴旺。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轻易丢掉加工贸易。

　　除了生产链条很短、劳动密集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可以适度向工资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对于电子、装备类行业的加工贸易，尽管同样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这些行业的产业链条较长、资本投入很大、技术含量较高，完全可以在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得到充分发展。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夯实制造基础，补上薄弱环节，抢占高端领域。这样，加工贸易的“大厦”就能拔地而起，我们就能掌控整个“微笑曲线”，真正“微笑起来”。

　　在此，我想从经济学理论上澄清一些概念。有时候有些专家认为代工企业只产生3%的附加值，就等而下之，轻描淡写地看轻加工贸易。这些专家基本是不懂现代经济、产业集群的。

　　我们以价格为5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为例来分析。笔记本电脑产品生产出来后，品牌商通过整个营销渠道把它卖出去，所包括的物流费、仓储费、柜台费等就是100美元。其中包含的利润，不是品牌商自己赚到的，而是各种各样的服务商在渠道里赚取的。

　　剩下的400美元，有250美元被上千个零部件厂商拿走，余下的150美元中，有70美元80美元被品牌商赚走，这也是它负责研发、品牌创意、品牌经营等应得的。但这70美元80美元并非都是利润，线美元，是留给代工企业的，但它要支付工人的工资，以及厂房建设费用、设备折旧费用、水电气等流动成本，最后只剩下十几美元，约占3%。这样看，代工企业在价值链中确实只占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一个地方如果能把“微笑曲线”的大部分流程，即从零部件制造、研发到整机总装，再到销售结算，尽可能多地在本地拉开战线，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尽可能多地占据整个价值链。

　　2010年，重庆就是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布局的，一开始就把80%的零部件、原材料本地化，那么250美元里至少有200美元是由上千家配套企业在重庆制造的，它们制造的增值和税收就留在重庆了。

　　因此，重庆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整机组装代工基地，而是包含了零部件、原材料的制造和整机组装的产业链集群，重庆至少把500美元中的300美元留了下来。虽然不是“吃干榨净”，但也尽量把产业链、价值链的大部分留在了重庆。

　　因此，客观地分析，在发展加工贸易时，如果采取整机加零部件集群配套、垂直整合的方式，就非常有意义，大有可为。由于重庆把产业链集群各个方面所需要的条件配备到位，良好的投资环境产生了综合效应及竞争力，使得重庆产业链集群化发展加工贸易的魅力吸引了五六个世界级品牌商集聚。

　　基于上述分析，重庆引进和发展笔记本电脑等加工贸易的初衷，是在信息技术引领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寻求电子信息产业的突破，进而推动重庆产业结构的整体提升。

　　以笔记本电脑为主导的加工贸易对重庆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种作用不仅直接表现为加工贸易额的增长，而且带来了各方面的综合性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助推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了重庆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建设，促进了口岸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就业水平。

　　实践充分证明，内陆地区不仅可以发展加工贸易，而且能够发展得很好，可以成为内陆扩大开放、调整结构、加快发展的捷径。只要把条件创造好，推动沿海加工贸易企业向内陆地区转移是可行的。只要我们在政策上操作得当、运用得法，内陆加工贸易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并能为国家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辟出新空间、拓展出新路子。